雅克·拉康文︱李新雨无意识只能通过语言的纽结来翻译。——雅克·拉康自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以来，精神分析思想的传播及其文献的翻译在历史上就是紧密交织的。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携其弟子荣格访美期间，或许是不满于布里尔（Abraham Brill，美国第一位精神分析家）对其文本的“背叛”——主要是因为布里尔的英语译本为了“讨好”美国读者而大量删减并篡改了弗洛伊德原文中涉及“无意识运作”（即凝缩与移置）的那些德语文字游戏——弗洛伊德就曾亲自将他在克拉克大学的讲座文稿《精神分析五讲》从德语译成了英语，从而正式宣告了精神分析话语作为“瘟疫”的到来。后来，经由拉康的进一步渲染和“杜撰”，这一文化性事件更是早已作为“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的构成性“神话”而深深铭刻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之中。时至今日，这场精神分析的瘟疫无疑也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及其不满”上构成了我们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借用法国新锐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概念来说，精神分析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塑造并结构了后现代社会乃至超现代主体的“情感叙事风格”。190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美国。照片摄于克拉克大学前，前排左一为弗洛伊德，右一为荣格，后排左一为布里尔。然而，我们在这里也不应遗忘精神分析本身所不幸罹遇的一个根本的“创伤性事件”，也就是随着欧陆精神分析共同体因其“犹太性”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德国纳粹的迫害，大量德语精神分析书籍惨遭焚毁，大批犹太分析家纷纷流亡英美。就连此前毅然坚守故土的弗洛伊德本人，也在纳粹占领奥地利前夕被迫离开了自己毕生工作和生活的维也纳，并在“玛丽公主”的外交斡旋下从巴黎辗转流亡至伦敦，仅仅度过了其余生的最后一年便客死他乡。伴随这场“精神分析大流散”的灾难，连同弗洛伊德作为其“创始人”的陨落，精神分析的话语也无奈丧失了它诞生于其中的“母语”，不得不转而主要以英语来流通。因此，在精神分析从德语向英语（乃至其他外语）的“转移”中，也就必然牵出了“翻译”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精神分析话语的“逃亡”恰恰是通过翻译才得以实现了其“幸存”。不过，在从“快乐”的德语转向“现实”的英语的翻译转换中——前者是精神分析遵循其“快乐原则”的“原初过程”的语言，后者则是遵循其“现实原则”的“次级过程”的语言——弗洛伊德的德语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精神分析遭到驱逐的“失乐园”，而英语则在分析家们不得不“适应现实”的异化中，成为精神分析的“官方语言”。以至于我们现在参照的基本是弗洛伊德全集的英语《标准版》，而弗洛伊德的德语原文则几乎变成了那个遭到压抑而难以触及的“创伤性原物”，作为弗洛伊德的幽灵和实在界的残余而不断坚持返回精神分析文本的“翻译”之中。弗洛伊德全集英语《标准版》修订本由于精神分析瘟疫的传播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这必然会牵出翻译本身所固有的“忠实”或“背叛”的伦理性问题，由此便产生了“正统”和“异端”的结构性分裂。与之相应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在英美世界中的发展转向了更多强调“母亲”的角色（抱持和涵容）而非“父亲”的作用（禁止和阉割），更多强调“自我”的功能而非“无意识”的机制。纵观精神分析的历史演变，在弗洛伊德逝世之后，无论是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还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都使精神分析丧失了弗洛伊德德语原典中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大致来说，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把精神分析变成了一种体验再养育的“个人成长”，而美国自我心理学派则使之沦为一种情绪再教育的“社会控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以拉康为代表的法国精神分析思潮可谓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例外。就此而言，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远非只是一句挂羊头卖狗肉的口号，而实际上是基于德语原文（由于缺乏可靠的法语译本）而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系统性重读和创造性重译。举例来说，拉康将弗洛伊德的箴言“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它之曾在，吾必往之）译作“它所在之处，我必须在那里生成”，而非传统上理解的“本我在哪里，自我就应该在哪里”，或“自我应该驱逐本我”。在弗洛伊德的基本术语上，拉康将德语“Trieb”（驱力）译作“冲动”（impulsion）而非“本能”，从而使之摆脱了生物学的意涵；将“Verwerfung”（弃绝）译作“除权”（forclusion）而非简单的“拒绝”，从而将其确立为精神病的机制。另外，他还极具创造性地将“无意识”译作“大他者的话语”，将“凝缩”和“移置”译作“隐喻”和“换喻”，将“表象代表”译作“能指”，将“俄狄浦斯”译作“父性隐喻”，将“阉割”译作“父名”，将“创伤”译作“洞伤”，将“力比多”译作“享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拉康曾说：“倘若没有翻译过弗洛伊德，便不能说真正读懂了弗洛伊德。”相较于英美流派主要将精神分析局限于心理治疗的狭窄范围而言，拉康派精神分析则无可非议地将弗洛伊德思想推向了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据此，我们便可以说，正是通过拉康的重译，弗洛伊德思想的“生命之花”才最终在其法语的“父版倒错”（père-version）中得到了最繁盛的绽放。回到精神分析本身来说，我甚至想要在此提出，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一般方法论”：首先，就其理论而言，弗洛伊德早在1896年写给弗利斯（Fliess）的名篇《第五十二封信》中就已经谈到了“翻译”作为从“无意识过程”过渡至“前意识-意识过程”的系统转换。这一论点也在其1900年的《释梦》第七章的“心理地形学模型”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阐发。而在其1915年《论无意识》的元心理学文章中，“翻译”的概念更是成为从视觉性的“物表象”（Sachvorstellung）过渡至听觉性的“词表象”（Wortvorstellung）的转化模型，因而我们可以说，“精神装置”就是将冲动层面上的“能量”转化为语言层面上的“意义”的一部“翻译机器”。其次，就其实践而言，精神分析临床赖以工作的“转移”现象也包含了从一个场域移至另一场域的“翻译”维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使用的“Übertragung”一词在德语中兼有“转移”和“翻译”的双重意味——而精神分析家所操作的“解释”便涉及对此种转移的“翻译”。从拉康的视角来看，分析性的“解释”无非就是通过语言的纽结而对无意识的“翻译”。因而，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翻译”几乎就是“解释”的同义词，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共同构成了精神分析家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和义务。说翻译是精神分析家的“任务”，这无疑也是在回应瓦尔特·本雅明写于一百年前的《译者的任务》一文。在这篇充满弥赛亚式论调的著名“译论”中，本雅明指出，“译者的任务便是要在译作的语言中创造出原作的回声”，借由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来“催熟纯粹语言的种子”。在本雅明看来，每一门“自然语言”皆在其自身中携带着超越“经验语言”之外的“纯粹语言”，更确切地说，这种纯粹语言是在“巴别塔之前”的语言，即大他者所言说的语言，而在“巴别塔之后”——套用美国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的名著标题来说——翻译的行动便在于努力完成对于丧失纯粹语言的“哀悼工作”，从而使译作成为原作的“转世再生”。如此一来，悲剧的译者才能在保罗·利科所谓的“语言的好客性”中寻得幸福。与译者的任务相似，分析家的任务也是要在分析者的话语文本中听出纯粹能指的异声，借由解释的刀口来切出那个击中实在界的“不可译之脐”。拉康将此种旨在聆听无意识回响和共鸣的努力称作精神分析家的“诗性努力”，对分析家而言，这种诗性努力就在于将语言强行逼成“大他者的位点”，对译者而言，则是迫使语言的大他者成为“译（异）者的庇护所”。《保罗·利科论翻译》安托瓦纳·贝尔曼著《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继本雅明之后，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其《翻译宣言》中更是大声疾呼一门“翻译的精神分析学”。他在翻译的伦理学上定位了“译者的欲望”，正是此种欲望的伦理构成了译者的行动本身。我们不难看出，“译者的欲望”这一措辞也明显是在影射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所谓的“分析家的欲望”，即旨在获得“绝对差异”的欲望。与本雅明一样，贝尔曼认为，翻译的伦理学目标并不在于传递信息或言语复述：“翻译在本质上是开放，是对话，是杂交，是对中心的偏移”，而那些没有将语言本身的“异质性”翻译出来的译作都是劣质的翻译。因此，如果搬出“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的老生常谈，那么与其说译者在伦理上总是会陷入“忠实”或“背叛”的两难困境，不如说总会有一股“翻译冲动”将译者驱向以激进的方式把“母语”变得去自然化。用贝尔曼的话说，“对母语的憎恨是翻译冲动的推进器”，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便是作为主体的译者通过转向作为他者的语言实现对其母语的复仇！贝尔曼写道：“在心理层面上，译者具有两面性。他需要从两方面着力：强迫自我的语言吞下‘异’，并逼迫另一门语言闯入他的母语。”在翻译中，一方面，译者必须考虑到如何将原文语言中的“他异性”纳入译文；另一方面，译者还需考虑如何让原文语言中受到遮蔽而无法道说的“另一面”在译文中开显出来，此即贝尔曼所谓的“异者的考验”（l'épreuve de l'étranger）。就我个人作为“异者”所面临的考验来说，翻译无疑是我为了将精神分析的“训练”与“传递”之间的悖论纽结起来而勉力为之的“症状”。通过翻译的行动，我承担起“跨拉康派精神分析者（家）”（psychanalystant translacanien）的命名，说它是我的“圣状”也毫不为过。作为症状，翻译精神分析的话语无异于一种“译症”，它承载着“不满足于”国内现有精神分析文本的癔症式欲望。在传播精神分析的瘟疫的意义上，我也希望此种“译症”可以演变为一场持续发作的“集体译症”，如此才有了策划这套“精神分析先锋译丛”的想法。《拉康式主体：在语言与享乐之间》，[美]布鲁斯·芬克著，张慧强译，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308页，62.00元《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英]迪伦·埃文斯著，李新雨译，拜德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484页，128.00元回到精神分析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便得益于我国老一辈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弗洛伊德著作的大规模翻译，而英美精神分析各流派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于国内心理咨询界的盛行，也是因为相关著作伴随着各种系统培训被成批量地引进。但遗憾的是，也许是碍于版权的限制和文本的难度，国内当下的“拉康热”却明显绕开了拉康原作的翻译问题，反而是导读类的“二手拉康”更受读者青睐，故而我们的选书也只好更多偏向于拉康派精神分析领域较为基础和前沿的著作。对我们来说，拉康的原文就如同他笔下的那封“失窃的信”一样，仍然处在一种“悬而未决／有待领取／陷入痛苦”（en souffrance）的状态，但既然“一封信总是会抵达其目的地”，我们就仍然可以对拉康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未来”报以无限的期待，而这可能将是几代精神分析译者共同努力完成的任务。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曾将“统治”“教育”“分析”并称为三种“不可能的职业”，而“翻译”无疑也是命名此种“不可能性”的第四种职业，尤其是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对不可能言说的实在界“享乐”的翻译（从“jouissance”到“joui-sens”再到“j'ouis sens”）。根据拉康的三界概念，我们可以说，译者的任务便在于通过象征界的语言，从想象界的“无能”迈向实在界的“不可能”。拉康曾说，解释的目的在于“掀起波澜”（faire des vagues），与之相应，我们也可以说，翻译的目的如果不在于“兴风作浪”，至少在于“推波助澜”，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推动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掀起一些波澜。当然，翻译作为一项“任务”必然会涉及某种“失败”的维度，正如本雅明所使用的德语“die Aufgabe”一词，除了“任务”之意，也隐含着一层“失败”和“放弃”的意味。毕竟，诚如贝尔曼所言：“翻译的形而上学目标便在于升华翻译冲动的失败，而其伦理学目标则在于超越此种失败的升华。”就此而言，译者必须接受至少两种语言的阉割，才能投身于这场“输者为赢”的游戏。这也意味着译者必须在翻译中承担起“负一”（moins-un）的运作，在译文对原文的回溯性重构中引入“缺失”的维度，而这是通过插入注脚和括号来实现的，因而译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原文的“增补”。每当译者在一些不可译的脐点上磕绊之时，译文便会呈现出原文中所隐藏的某种“真理”。因此，翻译并不只是对精神分析话语的简单搬运，而是精神分析话语本身的生成性实践，它是译者在不同语言的异质性之间实现的“转域化”操作。据此，我们可以说，每一次翻译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译者的化身，而译者也是能指的载体。在其最严格的意义上，在其最激情的版本中，精神分析的“文字”（lettre）就是由译者的身体来承载的，它是译者随身携带的“书信”（lettre），因此译文中的“错漏”和“误译”（译者无意识的显现）便在所难免。延续这个思路，翻译就是在阉割的剧情中复现母语与父法之间复杂性的操作。真正的翻译因其“缺失”的维度而向“重译”开放，它从一开始就服从于语言的不充分性，因而允许重新修订和二次加工便是接受阉割。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总是复多性和复调性的，而非单一性和单义性的。由于“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且“不存在元语言”，因此也不存在任何“单义性”（意义对意义）的标准化翻译。标准化翻译恰恰取消了语言中固有的歧义性维度，如果精神分析话语只存在一种翻译的版本，那它就变成了“主人话语”。作为主人话语的当代变体，“资本主义话语”无疑通过其商品化的市场版本，为我们时代症状的“绝对意义”提供了一种“趋向同质化”的现成翻译：反对大他者的阉割，废除实在界的不可能，沉迷于无限加速的循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享乐。诚如《不可译词典》的编者、法国哲学家芭芭拉·卡辛（Barbara Cassin）所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对翻译的排除，这与维持差异并沟通差异的姿态截然相反”。因此，谈及文明及其不满，如果说弗洛伊德的遗产曾借助翻译从法西斯主义的磨难中获救，那么今日精神分析译者的任务，便是让精神分析话语在晚期资本主义对无意识的驱逐中得以幸存。芭芭拉·卡辛编《不可译词典》最后，让我引用一句海德格尔的话作结：“正是经由翻译，思想的工作才会被转换至另一种语言的精神之中，从而经历一种不可避免的转化。但这种转化也可能是丰饶多产的，因为它会使问题的基本立场得以在新的光亮下显现出来。”惟愿我们的翻译工作可以为阐明“精神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带来些许新的光亮。